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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老农的博客

雪泥鸿爪自留痕。

 
 
 

日志

 
 

如是我闻——曹禺张怀民梁羽生金庸  

2013-01-28 15:07: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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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样晦暗的时候,王瑶已经提及“曹禺解放后没有写出超过《雷雨》的作品”的原因,敢于直面,无所顾虑,这是多么犯忌、惹祸的超前言说。
 原因是:第一,曹禺解放后受了题材的限制,写自己熟悉的的地主家庭没现实意义,作家也不愿写,但对新的又不了解;第二,曹禺很受拘束,总是挖得不深,写到一定程度就不敢放手写了,感到压力大,较紧张。对党的政策有顾虑,对自己过多的否定过多的修改,写的人物束手束脚,人家怎么讲就怎么改,例如《胆剑篇》引不起人的激动,怕对勾践肯定的太多,像论文一样,分析正确了,但不能给人带来艺术的激动,作家太拘束了,有畏缩情绪;第三,艺术形式限制了他的才华。曹禺对悲剧艺术形式有研究,新社会能否写悲剧至今仍是一个问题。曹禺没写过正剧与喜剧,又不能写悲剧;第四,没有创作冲动。曹禺认为在新社会里作家应该写的和能写的的存在着矛盾,拿不准,没有创作冲动。(见北京市委大学部1965年1月15日《教育界情况》第28期《王瑶在讲课中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宣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商伟:《儒林外史》与十八世纪文化转折 【《读书》2012年第8期】 
   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写道:"自从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言下之意,似乎《红楼梦》更具突破性,标志了一个崭新的开始。在我看来,这个说法用在《儒林外史》上也同样合适,甚至更为恰当,因为毕竟《儒林外史》的写作和完成都在《红楼梦》之前。这两部小说的伟大之处都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儒林外史》直接拥抱了当代文坛、思想和学术的主潮,将它们纳入小说的形式,并通过叙述来反躬自省,革故鼎新。《红楼梦》则隐去了当代话语的指涉,也有意淡化任何时代性标志,在一个更广阔的虚构时空的构架中调动一切可供驱使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又显露出它们的内在局限和困境。这两部文人章回小说,一前一后,悄然出现在十八世纪繁华殆尽而喧闹未已的文坛上,宣告了中国小说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在我们今天公认的六部古典小说中,没有哪一部比《儒林外史》更深地介入了当时思想界和知识界的讨论,尤其是方兴未艾的儒家礼仪主义和经典研究。而除去《红楼梦》之外,也没有任何其它的作品能够在思想洞见的深刻性上望其项背,更遑论媲美了。这固然是由于这部小说直接以当下的儒林生活为对象,但也不尽然。《儒林外史》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腻的反讽笔法展现了士林的众生百相,世态炎凉,而且在于它触及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一些核心问题及其深刻困境。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秩序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历史性转变的产物,也构成了对它们的回应。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它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难以取代的重要地位。
     罗孚与三联的一段往事
 罗孚身在报界,但也是一个爱书的人。他在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的时候,也是一个策划畅销书的高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次比武触发了香港大众热爱武侠的热情,罗孚不失时机地鼓励同事陈文统和查良镛开始写武侠小说,并策划在《大公报》和《新晚报》上连载,于是就有了梁羽生和金庸。后来,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罗孚开始策划以通俗作品来揭露国民党和蒋介石。他先安排《大公报》同事周榆瑞,利用周在南京做记者时的目睹耳闻,假托蒋的侍卫官,以宋乔为笔名写了《侍卫官杂记》。这在香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罗孚觉得感情化的东西还是多了一些。为了塑造一个更“真实”的蒋介石,他又安排《新晚报》副总编辑严庆澍以唐人为笔名写了长篇章回小说《金陵春梦》,在《新晚报》连载七年之久。这两部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广为流传,在内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各阶层读者。罗孚还帮助曹聚仁,首次让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面世。

  范用是在一九七九年出差去香港参加书展时认识罗孚的,两位爱书的人,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来北京以后,罗孚更是成了范用家里和范用召集的各种饭局上的常客。他们交流最多的也是读书和出书,罗孚给三联书店提出了不少好的策划选题。当时,叶灵凤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长期以来他的头上一直顶着三顶帽子,“叛徒”、“汉奸”和“反鲁迅”。罗孚结合自己和叶灵凤接触时了解到的一些未曾公开的秘密,写了几篇文章为他澄清。他编辑了三大卷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使得许多尘封的文字重见天日,这也成了三联书店多年来的常销书。

  沈昌文是在和范用一起去香港时,第一次见到罗孚。当范用把罗孚来北京的情况告诉沈昌文后,沈昌文就经常去拜访,请罗孚为《读书》写稿。罗孚写了一组介绍香港作家的文章,从此,《读书》的作者中又有一位“柳苏”横空出世。在《侠影下的梁羽生》、《金色的金庸》、《无人不道小思贤》、《像西西这样的香港女作家》、《你一定要看董桥》等文章中,罗孚不仅全方位地描述了香港的文坛,还提出了研究和认识香港文学界的路径和方法。他肯定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香港有着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香港文化也同样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此后,罗孚还在《读书》上发表了许多介绍外国作家的文章。他也是《读书》编辑部的常客,扬之水的日记里,有许多地方记载了罗孚或者柳苏来参加三联和《读书》的各种活动。她也经常到罗孚住处去取稿,她觉得罗孚为人低调,言谈并不多。

    苏轼为人豁达仁厚,朋友遍天下。就在“米苏订交”的次年,即元丰六年(一〇八三年),东坡在黄州又遇知己,有文可证: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苏轼的这篇《记承天寺夜游》,不足百字,堪称绝唱。每读此文,我都在想,与东坡一起缓行寺院,步月谈心的张怀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查遍手头资料,只检索到以下信息:张怀民,字梦得,又字偓佺。元丰六年六月,谪居黄州,营新居于江上,在其西南筑亭,苏轼命名为“快哉亭”,并作水调歌头相赠,“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名句,即出于此(苏轼著、朱孝臧编年、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东坡乐府笺》,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208页)。苏辙有《黄州快哉亭记》。

张怀民从何处,因何故被贬黄州?张怀民怎样的人生经历令苏轼发出“闲人如吾两人耳”的感慨?我拨打电话,向神探“报案”。第二天,先生回复。这千年疑案,遂胜利告破。原来,先生是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四中发现的蛛丝马迹。宋神宗元丰元年(一〇七八年),张怀民时任江宁府签书判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南京市政府的秘书,曾陷入一场官司。当时,吕嘉问是江宁府知府,亲自审的这个案子。后来,苏轼、张怀民均谪居黄州,因“同是天涯沦落人”而惺惺相惜。

我被先生驾驭文献资料的娴熟功力,以及严谨的推理所折服。为扩大战果,我紧抓机遇,请先生以此为内容,创作一幅题跋书法作品:取《黄州寒食诗帖》笔意,书写《记承天寺夜游》全文,前者被推崇为苏书第一,创作于元丰五年(一〇八二年),后者乃东坡散文之精品,写于次年。以东坡笔意书东坡文,可谓“原汤”化“原食”。对张怀民的考证,则以小字作跋。

一周之后,我收到了先生寄来的特快专递。打开信封,淡淡的墨香与浓浓的书卷气息扑面而来。令我想起先生《晏庐自述》中的那句话,“我把自己定位为学者。学者就得写学者字。我所认定的追求是借助适宜的书写,再现一种古典的情调和一派精致的逸韵”。

曹氏跋文,俨然法官出具的“判决书”,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右东坡谪黄州第四年事也,若持与初至寓定惠院所作卜算子词相较,心气渐平,岂非学佛有得故耶。张怀民时亦谪于此,仆考得即筑快哉亭之张梦得,又从东坡水调歌头题解知亦即张偓佺也。张氏《续资治通鉴长编》唯一见。元丰元年十一月辛未,其时为江宁府签书判官,既为安石党羽吕嘉问所疾,则与东坡之相善亦甚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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